在老家的老宅,我专门辟出一间画室,窗外就是一片竹林。竹子从开始的几株到今天的成林已近20年,每年都有新竹生长,每一株都自带着别样的生机。我想艺术的创新与传统的关系大抵也是如此——根系深扎于历史土壤,枝丫呼吸着当下的养分茁壮成长。文化自信与艺术创新,应是让前人的“墨韵”在当代的画面上展现新的姿容。
中国绘画史上那些成就斐然的大师巨匠,无一不是传统的解构者与重构者。八大山人的诸多作品寥寥数笔却形神俱足,看似离经叛道,实则深得宋元笔墨之精髓;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的豪言,表面反叛,内里却续延着荆浩“度物象而取其真”的传统绘画之至臻哲学;董其昌倡导“南北宗论”,表面复古实则借古开今,以对传统的重新阐释开创了文人画风新境界。前人巨匠用“笔”诠释了传统从来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一条流动的河流。传统之所以能成为传统,恰在于它允许并鼓励这种创造性转化。
当代艺术实践中,传统的活化呈现出多元路径。徐冰当年的《天书》将汉字重组解构,别样“解剖”中国文化艺术独具的写意精神。吕胜中的中国民间剪纸装置、谷文达的“伪”文字雕塑等,用当代艺术语言重构传统民间美术元素。他们面对传统,是与之平等对话。我在创作中也曾尝试类似实验——记得创作体育主题水墨作品时,我将明清时代山水画风格的构图与现代建筑和人物叠加并置于同一空间,工笔和写意技法同步运用,营造了一种别具新“意”的特殊视觉效果。随“意”随笔为之,恰与我追求的随“心”、随“情”、随“形”的艺术创作形式自然连接浑然一体,挥写间如同对语前贤,法由心生,妙趣天成。
传统艺术语言在当代转化过程中,遭遇各种困境或悖论是必然的。材料变了——从手工艺到机械化、从天然矿物到化学制造;载体变了——从绢纸、卷轴、架上到数字屏显装置;观众变了——从文人墨客到普通民众。真正的困境或许不在于差异本身,而在于我们处理差异的态度。拓今必承前,深入传统再跳出传统,掌握规则再重塑规则,才是前行之路。
文化自信也应源于对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能力。文化自信在于知道传统足够强大,经得起我们的重新诠释;传统足够丰富,容得下我们的个性表达。当我将敦煌壁画的色彩体系应用于当代题材时,当我把八大山人的简约笔墨转化为意象构成时,我觉得有了一种参与传统延续的成就感。传统因这种参与而保持生命力,我们因这种参与而获得文化归属感。
传统文化如同一条大河,我们既是饮水思源的受益者,又是汇入其中的涓涓细流。艺术创新不在于另辟蹊径、断流改道,而在于为这条深邃大河注入属于这个时代的新活水。传统不应是博物馆展柜中的标本,而应该是流动在我们血液中的文化基因。每一次真诚的艺术创作,都是传统与当代的一场深刻对话,它所孕育出的作品是带着历史体温与文明记忆的当代存在。
窗外的那片竹林,年年生发新枝,岁岁各有新意——今年的新竹与去年相似,却从不相同。通过每一笔落在纸上的痕迹,通过那些既古老又崭新的图像表达,宣纸上的墨色渐渐鲜活起来,传统的精神在其中自由呼吸。当我们的创作既能贯通古今,又能令当代观者眼前一亮,心有所动,传统就真正活在了当下,获得了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生命力。
(作者系海南省政协委员、三亚市政协常委,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画学会副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