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杨青云
当我们谈论当代书法，往往困于两个极端：一端是技法的炫技，将书法简化为点画、结构、章法的机械训练，沦为“写字匠”的手艺；另一端是概念的空转，用西方抽象艺术的语汇解构传统，让书法失去了文化的根脉。而孟庆利的《中华十二道》系列书法创作，恰恰打破了这种二元对立的僵局。书家以亚圣孟子第七十三代宗孙的身份，承继孔孟文化的精髓，以书法为载体书写“中华十二道”的文化命题，将个人的生命体验、儒家的精神内核、道家的哲学智慧与书法的本体语言熔于一炉，构建了一个集“道—书—人”三位一体的完整美学体系。这一系列作品不仅是一次对传统书法的回归，更是一场对中国文化“道法基因密码”的解码与重构。
一、从“国无德不兴”到“中华十二道”：一位当代文人的文化自觉
在进入《中华十二道》的作品解读之前，我们有必要先走进孟庆利其人，理解先生创作背后的生命底色与文化自觉。
根据其个人资料，孟庆利1950年出生，军旅出身，后长期在国家人事、新闻宣传等部门任职。先生的人生经历横跨军队、政务、文化等多个领域，这种丰富的阅历，让他对中国社会的肌理、对人心世情有着深刻的洞察。作为亚圣孟子的后裔，孟庆利血液里流淌着儒家文化的基因。2014年全国政协会议上，杨俊文常委遵孟庆利先生建议，提交了《将〈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定位为中国国训》的提案，曾引发广泛社会反响。这并非一次简单的建言，而是一位当代知识分子，面对社会转型期的道德焦虑与价值迷茫，发出的文化呐喊。而《中华十二道》系列，正是先生这一文化自觉的艺术延伸。
何为“中华十二道”？它并非凭空杜撰，而是对儒家文化核心价值的提炼与浓缩。从《大学之道》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中庸之道》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从《忠孝之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到《诚信之道》的“言必信，行必果”；从《为官之道》的“政者，正也”，到《交友之道》的“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从《君子之道》的“喻于义”，到《安邦之道》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十二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它既包含个人修身的内在要求，也涵盖人际交往的行为准则；既涉及为官从政的职业操守，也关乎安邦定国的治理智慧。孟庆利以书法为载体，将这些抽象的文化理念转化为可视、可感、可传承的艺术作品，其初心正是为了唤醒当代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为社会重建精神坐标。
这种创作本身就是一种“知行合一”的实践。他不是在书房里空谈文化，而是将自己对孔孟之道的理解，通过笔端流淌出来。每一幅作品，都是书家生命体验与文化传承的结晶。这种由内而外的文化自觉，让先生的书法从一开始就超越了“写字”的层面，成为一种“立言”与“立德”的方式。
二、书为心画：《中华十二道》的技法之美与精神之境
书法是“心画”，笔墨是心境的投射。《中华十二道》系列采用隶书书写，这一选择本身就蕴含着深意。隶书上承篆书、下启楷书，形态端庄，气象浑穆，自带一种古雅、中正的气质，与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中和之美”天然契合。孟庆利的隶书师法汉隶，又自出机杼，笔画沉稳有力，结构宽博方正，没有丝毫的轻佻与浮躁，恰如君子立身，堂堂正正，其用笔精湛，点画间俯仰呼应，尽显儒雅睿智与凛然正气。
（一）笔墨：从“五合五乖”看创作的审美生成
孙过庭在《书谱》中提出的“五合五乖”理论，是解读书法创作的一把钥匙，它揭示了书法艺术从感物起兴到落笔成迹的完整审美生成过程，是创作主客观条件的辩证统一。孟庆利的《中华十二道》，正是在“五合”的审美顺境中诞生的。孙过庭在《书谱》中明确阐释：“神怡务闲，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时和气润，三合也；纸墨相发，四合也；偶然欲书，五合也。心遽体留，一乖也；意违势屈，二乖也；风燥日炎，三乖也；纸墨不称，四乖也；情怠手阑，五乖也。乖合之际，优劣互差”，这一理论既涵盖创作主体的精神情感，也包含外部客观条件，更涉及主客相融的创作境界。
其一，“神怡务闲”与“心遽体留”：创作主体的精神状态。
“神怡务闲”是创作的第一要义。当创作者心神安宁、事务清闲时，才能真正进入创作状态，笔墨也才能流丽妍美。反之心浮气躁、事务缠身，则必然笔意凋疏。孟庆利书写“中华十二道”，并非一时兴起的应酬之作，而是带着一种敬畏之心，沉潜于传统文化之中。先生的隶书笔画如锥画沙、力透纸背，线条沉稳而不板滞，正是“神怡务闲”的直接体现。我们看他书写的《大学之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每一笔都从容不迫，仿佛是内心流淌出的心声，没有丝毫的犹豫与仓促，这正是创作主体精神澄明的外化。
其二，“感惠徇知”与“意违势屈”：情志共鸣的创作前提。
“感惠徇知”，指创作者心怀认同、情投意合，与书写内容产生精神共鸣，方能下笔有神。反之，若创作意图违背本心或环境压抑，则笔势必然屈折，无法舒展。孟庆利书写的，是书家认同并践行的文化理念，先生与这些文字之间，早已不是简单的书写者与被书写者的关系，而是一种精神上的深度共鸣。孟庆利写“诚信之道”，正是因为先生坚信“德不孤，必有邻”；他写“为官之道”，正是因为他秉持“政者正也”的信念，这与他建议提交“国训”提案、倡导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念一脉相承。这种“意与笔合”的状态，让书家的笔墨充满了真诚的力量，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
其三，“时和气润”与“风燥日炎”：自然天时的环境契合。
中国古人讲“天人合一”，创作也讲究天时地利。风和日丽、气候温润之时，人心舒畅，笔墨也能滋润饱满；而狂风烈日、干燥枯寒之际，人心烦躁，笔墨也易枯涩。孟庆利的隶书墨色饱满，温润如玉，线条如屋漏痕般自然生动，这正是“时和气润”的印证。即使我们无法亲眼目睹书家创作时的场景，但从作品中那饱满的墨色与温润的气息中，依然能感受到一种与自然相融的和谐之美。
其四，“纸墨相发”与“纸墨不称”：器物媒介的辅助作用。
工具是创作的延伸，好的纸墨能激发创作者的灵感，让笔墨效果得以完美呈现。反之，纸墨不佳则会束缚手脚，影响发挥。《中华十二道》系列作品采用的是带有暗纹的黄色宣纸，纸张质地绵密，墨色在其上晕染开来，沉稳而有光泽，与隶书的端庄相得益彰。工具的契合，让笔墨的质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也让作品的整体气质更为统一。
其五，“偶然欲书”与“情怠手阑”：审美兴会的灵感迸发。
“偶然欲书”是创作的最高境界，是灵感不期而至，兴之所至、下笔如神。而“情怠手阑”则是身心疲惫，勉强为之，作品必然毫无生气。孟庆利书写这些内容，并非任务，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创作冲动。先生对这些文化理念的思考，早已在心中酝酿成熟，当灵感迸发，便挥毫泼墨、一气呵成。因此，该作品中没有刻意雕琢的痕迹，反而有一种自然天成的意趣，这正是“偶然欲书”的审美兴会。
五合五乖，看似谈论的是创作的外部条件，实则揭示了书法艺术的核心——“心手合一”。孟庆利的《中华十二道》，正是这一理论的完美实践。先生以澄澈之心合自然之境，借精良之器抒真诚之情，最终成就了这些既有法度又有意趣的作品。
（二）结体与章法：以“虚白美学”重构东方空间意识
孟庆利在创作中提出的“虚白美学”，是其书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反对将“留白”仅仅视为一种构图技巧，而是主张以自然书写的“不可控余象”为核心，让虚白成为作品生命的一部分。这一美学主张，在《中华十二道》系列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与庄子“虚室生白”、老子“有无相生”的哲学思想一脉相承，彰显了中国书画“写意”精神的内核。
在单幅作品的结体上，先生的隶书并非如程式化的隶书那般均匀排布，而是在方正之中求变化。如《中庸之道》“中”字的竖画挺拔有力，而“庸”字的结构则左右开张，形成一种欹正相生的动态平衡。笔画之间的空间并非刻板的等距，而是随着笔势的走向自然开合，虚白处仿佛也充满了气息的流动。
《中华十二道》采用了十二幅独立作品组成的系列形式，每一幅作品都是一个独立的审美单元，同时又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每幅作品中，大字居中，两侧辅以小字题跋，主次分明，虚实相生。题跋的文字内容，如“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既是对主题的阐释，也在章法上形成了左右呼应，让整个画面充满了节奏感与呼吸感。这种布局打破了传统书法单幅作品的限制，将系列作品视为一个整体，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大章法”，而每一幅作品之间的“虚白”，也成为了作品的一部分，留给观者以思考和回味的空间。
这种“虚白美学”与老子哲学中的“有无相生”一脉相承。老子说：“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在书法中，“有”是笔墨，“无”是虚白；没有虚白，笔墨便失去了依托；没有笔墨，虚白也毫无意义。孟庆利的书法，正是在“有”与“无”的辩证统一中，构建了东方美学独特的空间意识。
三、道法同源：从《中华十二道》看儒道哲学在书法中的融合
孟庆利的《中华十二道》，其内核是儒家文化，但在表现方式与美学追求上，却深受道家哲学的影响。儒道互补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也是孟庆利书学思想的重要特征。
（一）儒家“中和”美学的体现
儒家讲“中庸之道”，追求“中和之美”。《论语》云：“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种“中和”的美学思想，贯穿于孟庆利的书法创作之中，与他倡导的“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的理念高度契合，彰显了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导向。
先生的隶书线条不激不厉，不刚不柔、刚柔相济，结构不偏不倚、欹正相生，最终归于中正平和。作品的整体气质，既没有狂放不羁的张扬，也没有萎靡不振的怯懦，而是一种温润如玉、中正平和的君子之风。这种“中和之美”，正是儒家文化理想人格的外化，也是“中华十二道”所倡导的价值追求的视觉呈现。
（二）道家“自然”哲学的融入
道家讲“道法自然”，追求“天人合一”。孟庆利的书法，看似法度严谨，实则充满了自然的意趣。先生的笔画没有刻意的修饰，而是顺应笔毫的自然走势，如行云流水、浑然天成。这种自然并非随意涂抹，而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是对法度的超越，恰如古代文人墨客退隐田园的清高超脱，尽显闲适与飘逸。
书家在书论中提到的“同出而异名”，正是老子“无”与“有”辩证思想的体现。在孟庆利看来，书法的本体论与方法论，就像“无”与“有”一样，看似对立，实则同源。创作的最高境界，就是打破主客观的边界，让心、物、笔、境融为一体，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而《中华十二道》系列，正是先生对这一哲学思想的实践。孟庆利书写的是儒家的“道”，但采用的却是道家“自然无为”的创作方式，最终实现了儒道哲学在书法中的完美融合。
四、解码道法基因：《中华十二道》的当代价值与文化意义
在当代社会，书法常常面临两个困境：一是技法的同质化，许多书法家沉迷于对古人的模仿，失去了个人风格；二是精神的空洞化，作品缺乏文化内涵，沦为形式主义的玩物。孟庆利的《中华十二道》，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破解这一困境的范例，也践行了新闻宣传与文化传播中“坚守传统、彰显价值”的基本要求，契合规范采编管理、传递正向文化的导向。
孟庆利的书法扎根于传统隶书，但又不被传统所束缚，先生的笔墨既有汉隶的古雅，又有个人的性情；他的章法既有传统的法度，又有现代的构成意识。重要的是，孟庆利跳出了“永字八法”“结体章法”等具象技法层面，直指书法创作的精神内核。先生将孙过庭的“五合五乖”理论，从一个单纯的创作方法论，提升为一种涵盖心、物、笔、境、时五位一体的审美共生系统。这种理论建构，不仅为书家自己的创作提供了支撑，也为当代书法的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
《中华十二道》系列是一次对中国文化“道法基因密码”的解码与重构。孟庆利没有将传统文化视为僵化的教条，而是将其视为活的精神资源，通过书法这一当代艺术形式，让古老的文化理念重新焕发生机。先生的作品不是在复古，而是在创新；不是在怀旧，而是在对话。孟庆利用现代人的视角，解读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让“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的理念，通过笔墨的形式传递给更多的人，助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与传播，这与他推动“国训”普及、传承中华文明的初心高度一致。
孟庆利的身份，是官员，是文人，也是书法家。先生的《中华十二道》，不仅是一次艺术创作，更是一次当代文人精神的重建。在书家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一位知识分子对文化传承的担当，对道德理想的坚守，对社会现实的关怀。这种“文以载道”的精神，正是当代许多艺术家所缺失的。孟庆利的创作告诉我们，书法不仅仅是一门技艺，更是一种精神的寄托，一种文化的担当。
当我们凝视这些作品时，看到的不仅仅是书法，更是流淌在我们血液中的文化基因。孟庆利用他的笔，为我们解码了这些基因，也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我们依然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重建我们的精神家园。而书法，正是连接过去与现在、传统与未来的桥梁。
道法为骨，书道为魂。孟庆利的《中华十二道》，让我们在笔墨之中，看见了文化的根脉，也看见了未来的方向。
杨青云：笔名梅雪、汝愚等，河南南阳邓州人，常驻北京。范曾研究会会长，北京大中国书画院常务院长，还兼任周馆筹红文化联盟秘书长与《周公研究》总编辑等职；曾任《深圳文化报》媒体主编，现为《中原儿女》资深媒体人，曾获“新闻游侠”的南方媒体评价。著有《范曾论》《范曾新传》《贾平凹美术论》《孟庆利美术论》《忽培元新论》《虎王马新华论》《绿岛诗论》《峭岩诗论》《周恩来诗剧》等多部学术专著，也出版过《新莞人》《深圳宝安八景》《孔祥敬诗论》等文学与地方文化相关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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